真正大变革开始的时候，往往让人难以觉察。这就像站在非洲大裂谷边缘，你看到的不是壮丽的峡谷，而只是远处隐约的山脉。

2012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最深刻的转型。它不仅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深刻改变中国企业运营的基本逻辑。这是因为，过去支撑和推动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3个方面：

1.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全球化释放的巨大活力和需求；

2.被低估的生产要素成本，包括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红利；

3.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货币供应量。

在这几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如脱缰野马一样快速增长了30年。但是进入2012年，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基本释放完毕，30年的粗放增长让环境和资源不堪重负；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和欧债危机是2012年足以影响经济全局的两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仅会导致进口需求疲软，还会造成油价、大宗商品价格急速飙升。

这些变化将会极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和风险，但还不是最根本的。2012年，宏观调控的基调已经确定为“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此前的宽松预期。前段时间，央行公布的2011年前3个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4.19万亿元、3.5万亿元和2.1万亿元，总体呈逐步下降态势。3季度更是比2季度下滑幅度超过40%，这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可以预见，从2012年开始，国家的货币政策将进入从紧通道，过往货币丰腴的时代很难再现，这改变了中国企业运营的一个根本逻辑。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是货币推动型。长期以来，中国依靠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货币供应量来推动经济增长。钱总是很多，这造成了很多中国老板和官员遇到问题时的惯性解决思路不是在管理和创新上想办法，而是如何去向银行找一笔贷款。

因为钱太多太便宜，所以企业和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快速发展，不断扩大规模，以便去获取更多的贷款和融资；而对于企业的基础管理、运营效率、技术研发、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诸多费时费力的工作，投入精力相对少了很多。这使得中国造就了一大批规模宏大却效率和利润率低下的恐龙企业、泥足巨人。这类企业往往在某一时段高速发展，随后就会遇到诸多问题。

从更深层次来看，长期超发的货币也像鸦片一样，腐蚀着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看到资本运作在短期内迅速产生的暴利，对比此前做实业的辛苦，让很多原本非常出色的企业家迅速转向，而不愿再付出艰苦的努力去追求更长期的目标。回头看看，近10年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企业家出现，活跃在中国商业界的都还是那些老面孔。这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其实，历史始终在反复证明，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发展的真正引擎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1890年之后拉动美国经济的是电子技术、电话技术；1900年之后汽车行业成为发展的龙头。1929年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虽然二战爆发拯救了市场，但真正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是20世纪70年代从硅谷开始的IT以及互联网产业的技术浪潮。

历史已经在敲门。经济危机迫使我们反思很多问题，也给了中国借机步入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在这样的阶段，运营的效率将成为企业求生的根本，而技术和模式的创新才是脱颖而出的关键。这些话一直是老生常谈。但只有撇去超发货币带来的泡沫，他们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对旧有模式依赖性的修修补补，而需更换发展思路，致力寻求新的突破口。

与货币量减少相对应的另一个宏观的变化，则是存在于整个经济体和企业中的信息量的极大增加。在这背后，信息的汇聚和分析将成为极大的生意。这正如了解某个人喜欢番茄酱对于一家公司毫无价值，但如果将数百万喜欢番茄酱人的信息收集起来，对于麦当劳就具有很大商业价值。Facebook还没有上市，市值就已过千亿美元，主要的依据就是它的8亿多用户。对这8亿多用户的聚拢、服务和分析，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

按德鲁克的说法，所谓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从内部看，是改变资源使用效率；从外部看，则是要改变客户的认知。对于企业来说，此前大规模的IT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积累了大批数据。此前IT所做的工作，更多都集中在内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随着数据量的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IT的中心将越来越集中在外部改变客户的认知上。这就是基于大规模数据分析基础上带来的市场营销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在过去一两年里迅速流行起来的“云计算”概念，其实是互联网对于传统商业渗透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也是企业大规模互联网化的一个前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何种行业，这都是必须正视、重视的现实。中国未来一批重量级企业，必将产生于传统商业互联网化的大潮中。